时值夏至，又逢端午佳节，节气与节日交汇，带来别样的清新韵味。
夏至象征着阳气达到顶峰，万物生长繁茂；端午则通过饮兰汤等习俗来扶持阳气。这两个节日的临近，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天地气息交融、阴阳转化的关键时刻。民间食粽、插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缕等习俗，既体现了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也寄托了驱除疫病、迎接吉祥的美好愿望。此时，日光最为炽烈，草木最为芬芳，人心也最为温情。
本版特邀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在悠长的天光里，品味千年节俗的深邃与馨香。通过展示红色家书，体验信仰的真挚；阅读《离骚》，感受屈原广博的胸襟；观察今人一针一线缝制的香包，领悟手作的郑重与温度；将艾草花束赋予新意，展现传统向现代的轻盈转变；翻阅《端阳故事图册》中的旧时风俗，见证习俗的本真，让端午的清芬继续滋养今人的精神世界。
——编者
翰墨里的家国情
孟庆星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千百年来，端午佳节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沉淀着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其中家国情怀尤为厚重。
97年前的端午，21岁的陈景星告别母亲，远赴江苏南京的金陵大学求学。在校期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踏上革命之路。一年后，革命形势严峻，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主动放弃暑期返乡机会，留在南京领导革命活动。当年端午过后不久，或许预感到前路的艰险与牺牲的可能性，陈景星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写下了一封肺腑之言的长信。
“母亲，您为我承受了许多辛劳，历经许多苦难……然而慈母爱儿的这份深情，我该如何报答呢？不过母亲，我敢说，您的儿子在外，处处方面都在做人，不敢丝毫松懈。我常常想，如果我读了很多书，却不能为社会上被压迫的人民谋求幸福，那我怎能对得起母亲呢？又怎能对得起母亲疼爱我一场呢？！”泛黄的信纸上，端庄秀丽的笔迹工整地排列着，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游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更彰显着青年志士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这封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壮烈牺牲。一笔一画皆是心境，一撇一捺尽显风骨。今日重读这位雨花英烈最后的家书，笔墨之间，孝亲之情与爱国之志融为一体，让深沉的家国情怀历久弥新。
在烽火岁月中，端午提笔寄情的感人故事不断上演。1948年6月10日，也就是江竹筠（江姐）被捕前四天，身在重庆万县的她写下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质朴平实的文字，满溢着对亲友家人的惦念；舒展流畅的笔迹，勾勒出她历经风雨却意志坚定的模样。这薄薄的一纸家书，既饱含脉脉温情，更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坚定，让“小我”与“大义”相映生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胜利的曙光逐渐照亮了华夏大地。1949年端午节之夜，身处历史转折点，渡江大军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远在山东临沂老家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家书（局部见图，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图），详细叙述了自己渡江前后的所见、所闻、所思。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一定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任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国即将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化，将来为人民多做贡献。即使在家帮助种田，也别忘了读书。”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通篇抛开个人离愁，字里行间尽是对革命的担当和对家国的期许，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朴实本色。
一封封在端午节写就、发出的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的深切眷恋，另一方面又将这份情感升华，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书法界常说“书品即人品”，透过这些信件文字，不难想象书写者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这份心怀家国、情系苍生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源自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
两千多年前，屈原怀抱石头投汨罗江，用最决绝的方式将“家国”二字刻进了端午的精神底色；这种家国情怀又浸润、流淌在浪漫炽热而浩荡的楚骚文脉之中。先秦时期的楚文化是整个长江流域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既有浪漫、瑰丽、神秘的地域特色，又具备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九死不悔的理想信念等文化特质。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作品，不仅以独特的笔法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相连接，还表达了对家与国的思考，后世文人墨客极易与之产生共鸣。北宋的苏轼曾在《楚颂帖》中写道：“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尽管此帖真迹已不存，但苏轼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却因此广为流传。
宋代以后，以苏轼为典范，一批书法家创造性地将楚辞的文学意境，转化为书法艺术的点画笔墨世界，既丰富了书法艺术的人文内涵，也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中华文明的辐射和渗透范围。如果说苏轼以行书构建的楚辞书法世界相对单一，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包含真、草、隶、篆、行等多种书体的楚辞经典篇章的主题性书法创作，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景线。吴叡的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的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的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各自的审美体验、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以家国之思为线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其中，文徵明可算代表。他能书善画，既根据《九歌》绘有《湘君湘夫人图》，也多次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其87岁时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风神独具，展现了他炉火纯青的深厚功力和忠贞不渝的文人风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古代文人墨客借楚辞抒发情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托思念，笔墨之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萦绕在缕缕粽香之中，回荡在竞渡的呐喊声里，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一枚香包，藏千年风雅
江胜信
时至端午，追思屈原。端午佩戴香包的雅俗，也与《离骚》中的香草相关。许多人不禁好奇：屈原笔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芳香佩饰，是否就是如今的香包？
追溯其形制，战国时期的楚地尚无用布缝制的锦囊，屈原腰间所佩，不过是山野兰芷等香草连缀而成的饰物。然而，正是这一缕草木清芬，将高洁自持、矢志不移的君子气节，融入了后世香包的魂脉。
也有人疑惑：“学术界公认，香包文化已有约3000年历史。屈原之前，香包早已存在。”确实如此，被视为“荒蛮之地”的中原地区，早已将香包纳入礼乐体系，当时其名为“容臭”。“臭”读作“xiù”，意为香气。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要求晚辈近身侍奉长辈时，必须佩戴容臭，以保持仪容的香洁，并恪守恭敬之礼。
香包文化源远流长，但最初仅限于器物与仪式，直到屈原在江畔吟诵，以芳草比喻本心、以清芬彰显气节，才使香包超越了凡物，获得了穿越千年的精神内涵。
汉魏时期，佩戴香囊之风遍及朝野。丝绣技艺日渐精湛，麻囊逐渐演变为锦袋。人世沉浮，相守不易，香包成为寄托情意的信物。东汉繁钦所作《定情诗》：“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中女子托付于肘后香囊的情意，恰似屈子对腰间香草的寄怀。
大唐盛世，四海升平，香包也日益精美。桃实、莲荷、瑞兽等多种造型纷纷出现，镂金、盘银、绣彩等技法也日益繁复。从皇亲贵胄到市井百姓，人人都佩戴香包，宫苑街巷弥漫着芳香。文人墨客常将香囊写入诗中，如白居易“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又如元稹“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
两宋时期风雅，民俗完备，端午佩香成为岁时常俗。香包造型趋于简约，纹样多取兰芷、灵草，契合淡泊的志趣。每逢端午，孩童佩戴虎头香包，祈求驱邪健体；老人悬挂寿桃香包，祝福寿绵绵长；文人雅士则偏爱素雅的香包，不事雕琢，仅以香草砥砺心性，将屈原视为隔世知音。
直至明清，绣艺达到顶峰，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各展风采。匠人们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将山河万象、花鸟千姿、人间百态绣于方寸锦囊之上。端午制作和赠送香包成为一时风尚。各地香包流派纷呈，但其蕴含的守善、重情、高洁的内核始终未变。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西洋饰品进入大众生活，手工香包一度式微，古法技艺渐趋衰退。然而，深藏于民俗文脉中的智慧与深情从未消散。如今，随着国风复兴和非遗的重光，当代匠人承古开新，他们传承的是屈子“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情怀，开创的是造型、纹样、香方、功用上的新意，使千年香包蜕变为以传统匠心为根基、中医智慧为内核、国潮审美为外衣、现代生活为场景、人文情感为灵魂的全新文化载体。
有人借鉴陕北剪纸的淳朴趣味，融合江南合香的清醇，推出了造型质朴的如意香包，寓意君子内敛修德；有人调配宋韵雅色，搭配金丝银线，制作竹节龙舟香包，呼应端午竞渡的习俗，寄托节节高升的愿望；有人改良传统虎头香包，将猛虎化身为守护神，悬挂于门楣或用作车载；有人根据《本草纲目》调制出安神、驱蚊、净味、祛湿的香方，将香包扩展为香枕；还有人将《楚辞》中的香草引入香囊，让每一缕幽香都成为传递屈子风骨的使者……
我偶尔会去高校和社区讲授女红技艺，带领大家一同制作香包。拈针引线、裁布填香的过程，如同一种静心良方。不同于流水线生产的冰冷统一，亲手缝制的香囊，错落的针脚饱含温度，浓淡的芳泽尽诉真情。
己亥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九五寿辰之际，我曾为其创作了一款莲蓬香包挂坠（见图），缀有莲花、明月、蜻蜓等配饰。一是取先生“独陪明月看荷花”的诗境，二是契合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画意，既寓意书生报国的赤诚、师者润物的厚德，也展现了百折不挠的生机。香包内填充了荷叶、薄荷、薰衣草，清逸淡然，与诗词的清雅之气相融。先生对此香包十分喜爱，将其作为书房门挂。当年教师节，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办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雅集，我与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的众位女红爱好者缝制了数百串莲蓬香包挂坠，分赠宾友。香包仿佛一件盟誓信物，邀请你我同赴诗教之道。
一枚小小的香包，既来自3000年前，也走向3000年后，将在你我掌心，留驻永恒的一刻。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
风物之趣 情义之长（读画）
孙石磊
古往今来，吟咏端午的诗书画作不计其数，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是其中一套极具生活意趣的岁时小品。这套八开册页分别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为主题，如同八首清丽的小令，在绢素上依次展开，彼此呼应，构成完整的节令图景，展卷如同翻阅一部岁时笔记。
画中呈现的节令、物候与游戏之趣，首先吸引观者。第一开《射粉团》（局部见图）描绘了宫娥引弓欲射盘中粉团的情景，游戏间的雀跃与期待跃然纸上。端午“射粉团”的习俗自唐代便有记载。为何是“粉团”？《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赐枭羹》描绘的是将猫头鹰做成羹汤赏赐给百官的习俗，暗含驱逐恶人、奸臣的寓意。《采药草》展现了人们上山采撷百草的景象，古人认为端午这一天草木药力最为强盛。《养鸲鹆》则取自畜养八哥、教其学舌的旧俗。《悬艾人》中，门楣上用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满了质朴的趣味。宫苑的雅致与山野的朴实，在这套册页中并行不悖。
笔锋一转，便落到了端午节最动人的伦理之情。《系彩丝》中，年少者俯身为年长者系上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象征五行，称为“长命缕”。此俗由来已久，汉代便有记载，人们相信它能驱除瘟病、辟邪止恶。《裹角黍》则是一幅生动的家庭劳作图，母亲与幼童一同洗粽叶、调配食材，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情趣，被画家不动声色地收纳于笔端。到《观竞渡》，岸边观者引颈远眺，水中龙舟奋力向前，那是临水观舟的盛况，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集体记忆。
通览这八开册页，更能体会徐扬在构思组画时的匠心。在取景上，他以平和的视角描绘了宫苑、山野、水滨、庭院等不同场景，虽气息贯通，却各具特色，观者翻阅时，仿佛在深宫与乡野间游走。在笔法上，人物多以简练的笔触勾勒，不繁复也不刻意修饰，造型秀逸生动。设色上，清淡雅致，以朱栏、绿树点缀其间，明丽而不浓艳，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工整清丽的审美风格。这八开册页，每页不过20厘米见方，却处处体现了“方寸之间有天地”的功力——一树一墙、一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