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7岁，已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回顾过往，我从19岁起就确立了一个信念，并贯穿了我的一生：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成长过程中，我深受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影响，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播下种子。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的期望，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医学预科。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感召下，我克服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建了一个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我与同学一同北上，前往中原解放区，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同时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我从小学习钢琴，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遇到的困难，我耐心细致地一一纠正。大家认为我“挺明白”，便让我来打拍子，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这源于革命工作的需要。
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坚持“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和采风。在大山深处，我听到乡亲们随口唱出的质朴歌声，那份真诚、动人和生命力令我无比感动。那一刻，我真切地认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直接教导我应该持有怎样的人生观，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源于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之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间，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反复研读总谱，走遍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观摩排练，欣赏演出，尽一切可能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路的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组，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同时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用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我这样做，只是想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这样一件小事，我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积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但这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让中国观众听懂，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却不这么认为。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哪怕“和者”每天只增加一个，我也感到高兴。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其更加健康、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这些年，许多人称我为“硬核奶奶”，说我90多岁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我只是认为，既然是该做的事，就应该尽全力去完成。
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曾三次罹患癌症。当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疾病来了就治疗，如果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都挺过来了。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总问我累不累。一天7个小时的课，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重要。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总帅，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出色的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参加革命以来，“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总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就永远充满活力。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应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我没有别的奢望，唯独非常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