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目标简单，就是期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的特点在于喜欢追根究底，探寻事物背后的原因。
从小，我对五彩斑斓的花朵感到好奇，总想知道它们为何拥有如此多样的色彩，这个问题曾让我深思。阅读、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我坚信凡事都应刨根问底，不放过任何疑问。
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他离世时，我的父亲年仅10岁。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后来又承担起照顾几个孙辈的责任。我出生于1924年，成长于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并最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毕业后，我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工作。
我的家庭秉持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合起来是“仁义礼智信”，我排行老二，因此名为振义。祖父将他所得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国董事会”，并曾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他们认为过度奢侈是一种浪费。一旦我们有浪费行为，他们会反问：“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身处困境的人们？”
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好我们8个子女，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效力。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被誉为“上海地铁之父”，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儿时，每周的家庭餐桌旁，父亲都会检查我们8个孩子的学业，根据成绩给予表扬或惩罚。我是唯一一个从未受过手板惩罚的孩子。
我自幼便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中学时期，我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
我的成长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后来，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但我们学校抵制了这一要求。那时，我每天阅读《申报》，并与父母一起讨论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心中充满愤怒。
父亲为人严肃且少言，对子女管教严厉，生活朴素，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时期，战乱频仍，日军的残暴使得生活十分艰难。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法租界外出，需要经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接受检查和搜身。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他们很多也是天主教徒。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我与6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经常聚会，练习英语演讲，分享阅读心得和新知识，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能够帮助他人，并立志成为无私奉献的好人。这6位同学对我意义非凡，甚至我的微信昵称“Seven John（7个约翰）”也源于此。他们虽然已离世，却依然“活”在我的微信里。
我与奶奶感情深厚，她因伤寒去世，当时我年幼，对名医也束手无策感到非常伤心，于是立志学医。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子弟从医。我学习法语，因此选择法语教学的震旦大学对我而言更为便利。进入医学院后，我并未立刻确定未来要从事哪个专科。后来，我主动选择了内科，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但思维能力尚可。
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但我受到老师们的喜爱。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里只挑选了两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我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开小灶”，老师专门带我去病理科指导我阅片，他本人也是医生，主动加班，只为单独教我一人。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20岁时，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巧合的是，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我便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每天陪她一同上下学，并就此与她相伴一生。她是儿科医生，我一直称她为“谢医生”，她则称我为“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极度失望。我的三弟振礼因此被捕，我为他奔走营救。振礼是我兄弟中最聪明的，他仅仅因为拍摄了学生运动的场景而被捕。我的大哥振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和全家人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共产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安全注意事项。
那时，革命刚刚胜利，社会焕然一新，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1957年，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华访问，其中有人感叹：“天主教所追求的，如今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确实如此，上海从混乱中迅速新生，社会治安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便竭尽全力攻克疑难杂症，同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来又担任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我个人和国家一样，也经历过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逐渐认清了自己。我曾一度认为，自己可能再也无法从事医生这个职业，那将毫无意义。然而，我别无所长，只会治病救人，只想为病人服务。即便是在农村当一名赤脚医生，我也甘之如饴。
回顾一生，我大约只做了四件主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为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集训，在游泳和驾舟训练中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我奉命前往为战士们治疗，疗效显著，因此获得了三等功。
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奔赴东北中朝边境，为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当时，我遇到一种“怪病”，一群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但治疗效果不佳。我仔细询问病史，许多战士提到经常在河汊和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因战事紧张，来不及煮熟便匆忙食用。我联想到《实用内科学》中的相关记载，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携带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后，病情得到控制。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授予我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非常凶险，极易导致大出血，90%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面对年轻患者的生命消逝，我深感无力。我长期研究此病，查阅大量最新文献，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经历了多次失败，最终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我的妻子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遇到一位病情危重的小患者，她便向我求助，询问我是否能用正在研究的药物救治这个孩子。我告知她，该药在动物实验中效果显著且毒性较低。在征得家长同意后，我们使用了该药物，孩子得以康复。更重要的是，该药物价格不高，服用方便，能够将“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使95%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三氧化二砷，形成了治疗此种白血病的“上海方案”，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凯特林奖，评奖词称我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用率最高、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然而，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未申请专利，一是为了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二是希望患者能尽早获得救治。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总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充当年轻医生的“拐杖”。80岁以后，我不再处于临床一线。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由年轻医生出题，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斟酌，于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在两天时间内，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再从中精选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这项“考试”持续了20多年。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繁忙之际，我替他们泛读文献，精选资料，并应用于临床，充当了一根“老拐杖”。记录“开卷考试”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大益处：首先，能够推动解决病人问题的进展；其次，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和分析文献；第三，通过不断学习和收集最新信息，保持大脑的活力。因此，“开卷考试”对我而言是一大乐事。
我十分感谢改革开放，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我门下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但这并非我的功劳，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陈竺自身非常优秀，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陈赛娟位列第二；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并在改革中走在前列。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
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接下来很可能面临下滑。因此，在达到顶峰时就应适时退位，将舞台交给更优秀的下一代。这样，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延伸，而非向下坠落，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当年，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有余，但并无自己的房产，目前的居所是瑞金医院为我租借的，日后需归还。
今年我已102岁高龄，似乎被上天遗忘，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2024年，我荣获了重要的“共和国勋章”。哎，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那是在2010年。她未能亲眼见证，却与我共同经历了许多艰辛。
有媒体称我为“中国药神”，这是不准确的。何来神明之说？况且，“上海方案”也是集体的功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还有许多其他类型仍属不治之症，这让我深感焦虑。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继续探索……
（李泓冰整理）
